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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全国人大决定有充分宪法法律依据|||||||

新华社香港5月23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作出的制度安排,体现出中央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历史担当。

维护国家安全,中央负有最大和最终责任

2019年,“修例风波”在香港骤然掀起,街头的火光、黑衣暴徒的肆虐、刺眼的“港独”旗帜、内外势力的勾结、港版“颜色革命”的魅影……在提醒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短短一段话内涵深刻:“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对黑色暴恐愤恨不已的香港各界爱国爱港人士备受鼓舞,他们纷纷作出回应,认为“修例风波”暴露出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法律制度漏洞和执行机制缺失,必须修复和弥补。

爱国爱港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对耽搁已久的国家安全立法在香港落实最为关心。对于决定草案,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央对维护国家安全负有最大和最终的责任。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不改变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并不因为这一规定而丧失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应当行使的权力和应当履行的责任。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进京前向记者介绍,她向大会提交的建议就是要求全国人大直接将国家安全法律引入香港。

陈曼琪说,尽管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但此项授权并不影响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完善和监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及全面监督宪法及基本法在香港实施的凌驾性权力。

针对香港和西方某些人称,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需要香港立法会和香港特区政府“批准”的说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说,这些说法要么没看懂基本法,要么是故意混淆。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款清清楚楚写的是“征询”,也就是征求意见,不是必须征得“批准”。

她举例说,当初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需要在香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只有6部,现在已有13部。这些新列入的全国性法律都是经过“征询”程序后实施的,并不需要得到香港的“批准”。

她还说,也不应该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和执法体系构建等同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即使从香港基本法现有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规定看,也不局限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例如,基本法第十四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担负保卫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土安全的重任;再如,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这些都是中央行使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权力的重要体现。

补安全短板,全国人大决定有充分的宪法法律依据

2020年4月15日,尚在严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紧张气氛中,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了。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有关香港要补上国家安全这块短板、决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风险口的讲话,引发不少香港人士的共鸣。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此次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就是补短板的关键一环,有充分的宪法法律依据。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认为,决定草案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有关规定作出的,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这是不言而喻的。

“基本法是基于我们国家宪法第三十一条衍生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绝对有权力为香港立法,这是单一制国家的一个特色。”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黄英豪律师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力也有责任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制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构建有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员朱家健说,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从根本上讲,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也是以法律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的一种方式。从立法实践看,全国人大的决定有的承载立法功能,有的仅就单一的重大事项作出决断,都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这次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就是依照宪法行使这一权力,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有人说,基本法第十八条第三款同时规定‘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陈曼琪说,“但是国安法顾名思义,乃是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显然不能单纯视作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所以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引入国安法,并不违宪。”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副院长顾敏康说,香港反对派把在香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宣传成洪水猛兽,但从国际上看,国家安全立法最多、最复杂、最全面的是美国。美国还把国内法延伸到其他国家搞“长臂管辖”,而反对派对此不置一词,相反还主动要求美国制定法案干涉香港,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梁美芬说:“我有十个字送给反对派,‘法律政治化,政治法律化’。他们用法律语言把政治目的包装起来,迷惑世人,鱼目混珠。”

填补安全漏洞,全国人大有权行使监督权

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决定草案是对基本法实施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有责任确保根据宪法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得到全面准确贯彻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法律制度漏洞和执行机制缺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力有责任采取适当办法予以填补,弥补有关缺失。

“香港现在已有叛国罪、煽动罪,也有间谍罪、窃取官方机密罪,但其余如分裂国家、颠覆等罪行则未有包含在内。”叶刘淑仪举例说,“近几个月来有人宣布‘独立’、声称组织‘临时政府’;有些要求解散警队,然后解散政府。那些行为其实是有推翻政府的色彩。但现行法例没有颠覆、分裂国家罪,就难以处理这些煽动、策划的行动。”

有人认为,香港有很多英国人留下的法律应对叛乱、暴动等罪行,国家安全立法没必要。对此梁美芬反驳说,“其实漏洞多得很”。她以资金进出为例,香港对洗钱罪很重视,有相关法条,监控很严。但对颠覆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的资金进出就缺乏法律规管,也就不能监管。“‘修例风波’中暴徒的资金怎么来的?这个漏洞不应该补上吗?”

香港法律界人士强调,全国人大有关决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下一步有关立法是从国家层面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的制度安排,没有取代或废除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继续有效。”梁美芬说,“香港特别行政区仍需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立法责任。”

叶刘淑仪也认为,决定草案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并行不悖,并没有取代、排斥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法律义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仍然应当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任务。

传媒教育,怎样在学院与媒体间平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5月15日发布消息称,该学院将“大幅度扩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规模”,“学院人才培养主要在研究生层次进行”,这一办学调整引起业内外广泛关注。

有媒体还从非官方渠道得到消息称,该学院“将从今年起取消本科招生”,这更加引发社会大讨论。

应该怎样看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一办学调整?是否还需要新闻学本科教学?新闻媒体单位在当下需要怎样的新闻传媒人?为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从业者、媒体研究者,共同关注和思考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整办学所引发的讨论。

办学调整具有怎样的导向性

今年年初,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其核心目的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学生的评价模式,逐步形成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有效机制,重点破解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短缺和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这被称为“强基计划”。

由“强基计划”的目标和任务来看,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20多年前的另一个话题――高考扩招。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这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扩招。在新闻学学科教学上,不少原本没有设置新闻学或者新闻院系的高校也为了响应“振兴计划”而启动了新闻学专业的招生。但是,2012年3月,教育部又出台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持续了13年的本科扩招被叫停,本科高校由于过度扩招而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下滑,这其中也包括新闻学本科专业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监事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刘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从1999年开始,新闻传播学专业招生规模扩大,不同层次的高校纷纷上马新闻学专业,一时间全国有1080多所高校在创办新闻学或相关专业。到2013年左右,创办的热情开始下降。随着教育部推出“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高校要突出强化教学质量工程,强化多媒体技能训练,各新闻传播院校也开始在提升内涵、提高质量上下起了大功夫。

由此,不难看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学调整,把未来重点放在加大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人才上,这应当符合国家教育发展大计。

5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在其微信朋友圈里撰文称:作为学院和学科的“清新”学院依旧,学科依旧,但人才培养的产品线和供应链作出了重要调整:从今年开始,将停止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本科生,今后“清新”将以研究生培养为主。在停招本科生的同时,学校大大扩大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生名额。今后“清新”无论是教学还是毕业生出口,将主要是研究生为主。在此文中,金兼斌还表示,这一调整,是对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应该具有的素养、技能的反思的结果,也是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反思的结果。今后“清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将着力强化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第一专业要扎实,厚基础;新闻传播本身的训练则像刀刃一样嫁接其上,要犀利。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浩认为:“从教育理念上来讲,清华大学这样的决定有导向性,能够成为新闻学教学的晴雨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则认为,新闻传播教育有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一些常春藤名校没有新闻学的本科教育,但也有很多名校有新闻学本科教育,所以很难一概而论,应当尊重各个学校自己做出的选择或探索,将新闻传播教育办出各个学校自己的多元特色,“百花齐放”。

新闻学本科教育并非无用

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停本扩研”所引发的还有“新闻无学”之说。有一些网友表示,很多知名的新闻人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新闻系、新闻学院本科教育可有可无。也因此,有人提议可以不用再设置新闻学本科教育。

对此,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闻学是实践性、应用性非常强的专业,本科4年十分重要。只有本科打好基础,增强本领,提升能力,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记者。

“新闻传播教育包括以人文关怀为底蕴、以事实和真相为旨归的新闻学教育,在当代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媒介化社会’,不但没有失去意义,反而具有特别的价值。因此,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教育,都各有其社会意义与价值。”周葆华表示,本科教育可以让从高中毕业的学子更早地接触到新闻教育,“点燃”新闻职业的理想,并将这种理想与踏实的业务训练紧密结合,理解如何通过扎实的报道去呈现事实、揭示真相、服务社会,本科生独特的人生阶段和更长的学习时间,对新闻传播院系的文化营造和认同也别具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黄楚新表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做法不具备普遍性,绝大多数高校应该还会长期保留新闻传播学本科,毕竟一些新闻传播学专门教育和基础教育还是十分必要的。不过,他表示,本科教育以后会更多考虑其他学科知识的涉猎,如与大数据相关的统计学、和算法推荐相关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正在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的王军峰也表示,本科、硕士、博士培养应该是阶段性的连续,连续性中又有阶段特殊性,没有本科生教育,则基于本科生的硕博教育教学实践难以完成,最终也不利于新闻人才的培养。不过,王军峰认为,从当前的媒体环境和人才培养来看,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还是要紧跟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培养跟得上时代的人才。比如,要加强对人才培养的技术性教育,以适应当前媒体的技术性环境。

媒体需要怎样的新闻人

当然,在讨论是否设置新闻学专业的过程中,也有网友认为:人人都有麦克风,可以不需要新闻记者了。

对此,刘卫东表示:“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传播者,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当记者!记者与编辑工作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人才能胜任的,而不仅仅是职业。”

“对新闻界来说,有些传统恰恰是弥足珍贵的,比如审慎、节制、平衡、理性、专业等等。”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邓自强表示,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新闻学科不应丧失专业自信和专业灵魂,应该在坚持专业传统和高贵追求的前提下,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打破学界与业界的壁垒,无论师资还是课程,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均要融入世界信息革命大势,积极响应和回答新闻业界融媒体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与痛点,成为与新闻业界息息相通的学科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新闻学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新闻与写作》主编梁凤鸣也认为,新闻与传播学并非低门槛专业,恰恰相反,因为当下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5G时代来临,新闻媒体需要复合型人才,无论本科时学习的是何专业都可以再学习新闻与传播学。他举例说,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如果学习过理工科知识,那么在科技报道上会有更多优势。目前,新闻与传播学的不少研究与传播都是跨界的,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均需要有计算机学科的基础,“这不仅利于业界发展,也利于学界研究”。

“人才始终是媒体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在真刀真枪的媒体‘战场’上,我们当然需要理论型人才和战略型人才,但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各个垂直领域的应用型人才,他们需要有全面的新闻素养,有良好的内容生产能力、创意策划能力、文案写作能力、视(音)频创作能力、媒体技术能力,以及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的场景理解和应用能力。”邓自强站在媒体机构的角度上给出现代媒体需要的人才标准和能力范围,“我们需要更多具备动手能力同时又吃苦耐劳的职业素养优秀的员工,我们不追求高学历,也不要求高深的理论研究能力。新闻学从来不缺少‘研究’,但更需要的是坚持去做、不断去开拓未知的人。”

澎湃新闻总编辑李嵘也表示:“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新入职的传媒人能够注重‘多面手’和‘专项能力’的统一结合,既要多掌握一些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应用能力,又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报道领域成为行家里手。”他强调,更重要的是对人文精神的培养,毕竟传媒人更需要的是“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这对新闻敏感性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传媒教育如何适应当下传媒行业巨变,李嵘认为,新闻学的总体框架、理论和实践还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只是面对传播媒介的剧烈变化,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媒介都将逐渐退到次要位置甚至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教学内容势必要作很大程度的改革才能适应网络媒体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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